编者按
国网能源院作为能源智库，近年来不断加大人才队伍的建设力度，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智库研究者。他们力求以独立之精神，进行独立之思考，敏锐抓住时代的能源问题，笔耕不辍，自强不息。为此，中国电力公众号特设立了“智库首发式”专栏，重点推介国网能源院研究骨干的原创文章。我们在约稿的同时，也欢迎院里同志将自己“独立之思”落笔写就“独立之作”，踊跃投稿，共同营造智库浓厚的思想进取和学习交流氛围。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等电力设备及输配电技术迅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电气化时代。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演进，电力系统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技术密集的人造系统，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人造工业系统。电力工业发展的驱动因素有很多，包括人口、经济、政策、气候与环境变化等，其中技术进步是根本驱动力。而技术是工具理性作用于客观世界产生的结果，电力自一开始就来源于人类的创造而非自然界，现代电力工业体系的建立正是以工具理性价值观所驱动的技术进步为基础。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理性分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在工业社会中，发生了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趋势，社会呈现出一种“机器”属性，这种“非人化”被马克斯·韦伯称为“现代性的铁笼”。由工具理性所支配的“铁笼”（现代）社会遵从非人化的机器价值观，科学技术作为最有效的生产力工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效率最大化成为社会的终极目标，而人也被异化为一种计算工具。值得警惕的是，工具理性消减了人生存的价值基础，价值和意义因工具理性的蔓延被消解。处在能源转型中的电力工业系统，不可避免地置身于这种“现代性的铁笼”之中。但要如何尽量避免这样的消极影响，这是智库需要研究的能源伦理问题。
可再生能源潜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在低碳排放方面的优势是无可比拟的，但可再生能源在建设、生产、运行等多个环节，也会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风电、光伏、水电站等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会引起水、土地、气候等生态环境改变，会导致原有生物栖息地的丧失；在运行过程中，动物可能与输电线路、设备等碰撞或触电而伤亡；锂、钴、钛、稀土等稀有元素是一些新材料、风电、储能、绿色家电等制造中的关键原材料。
大型光伏电站、风电场的建设与运行会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在大片土地上建造太阳能设施可能导致土壤压实、排水模式改变、侵蚀加剧、农业生态系统破碎以及动植物栖息地的不可逆破坏。另外，光伏组件在生产过程中会碱性废水等有毒废水，在回收处理环节会产生有毒气体并可能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二次污染。
适合风电资源开发的区域，往往也是生物多样性密集区域。风力发电机和叶片，会对当地生物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鸟类、蝙蝠等飞行动物来说，可能构成致命威胁。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对河北省尚义县麒麟山风电场开展了一项持续15年的综合实验。研究发现，风机运行会导致风电场内部及下风区的风速衰减，风电场建设运营导致使风电场建设后升温明显，风电场内重金属含量明显增高。
能源电力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公平性问题。电力生产、分配和消费是由社会制度所安排的，但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结构。19世纪80年代以来，电力在几乎所有社会生产部门广泛应用，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时至今日，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电力贫困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相对贫困现象仍然存在，电力生产、分配中可能因制度安排原因产生公平性问题。
联合国在《跟踪可持续发展目标：能源进展报告》中指出，截至2022年底，全球仍有7.33亿人用不上电。到2015年底，中国已经实现全民通电，全民用电需求得到基本保障，但是能源相对贫困仍然存在。有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家庭相对能源贫困较为严重，有接近1/5家庭的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支出仅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接近1/4家庭的电力消费量不足，仅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尚未进入到改善型阶段。
能源电力消费与家庭收入有密切关系，低收入群体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中国的发达城市有着严重的新二元结构，表现为都市区外围城中村连片的城中村环。一项对北京、上海、深圳等8个超大特大城市研究表明，8个城市共有城中村4427个，涉及人口规模5554万，其中非户籍人口占六成，为3471万。城中村公共基础设施严重匮乏，出租房屋“多户一表”的转供电特点导致高电价成为普遍现象。租户往往需要承担普通居民用电3-4倍的电价，而房东作为收费主体赚取电费差价。为减少电费支出，收入不高的租户只能降低家庭的取暖、制冷等用电需求。
“西电东送”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电力资源优化配置的重大工程。西北地区是我国“西电东送”重要基地，五省区外送电量占发电量的比重均在20%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以跨省输出为主，存在出力变化不频繁、送电僵直、返送能力弱的问题。近年来由于西北地区电力需求增长迅速，导致自用和外送矛盾加剧，电力供需偏紧，出现了时段性电力供应紧张局面。
数字化技术加剧了主体性消解及“不确定性”问题。近年来，电力行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电力全业务、各环节深度融合，成为能源电力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一方面，极大提升了电力工业的生产效率和安全性，另一方面，人作为电力生产者和消费者，需要适应技术变革产生的各种规则，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可能被技术和机器所规定、安排，技术成为主体，人被贬黜为对象，人与技术的主体关系被异化。
智能电网系统的不确定性问题也同样需要加以关注。信息化、传感、自动控制等技术使电网可以通过信息平台实现了信息采集的数字化，能够实时监测并控制电力资源生产、调度和使用，大大提升了现代电力系统的独立性。电力系统对人的依赖性越来越弱，其运行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和数据，而不是人的技能和经验，电网安全的“不确定”风险也随之增加。另外，人工智能技术更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不确定”。人工智能正在呈现指数级的进化速度或许库兹韦尔所说的“奇点时刻”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人工智能进化跨过“奇点”，可以脱离人类而依靠本身去完成自我进化，并可能具有自主意识和自主决策能力，电力系统将面临严峻的不确定性危机。
可以预见，未来的电力系统将在技术变革的驱动下持续进化，不断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但由于技术在本质上由工具理性法则所支配，我们仍然需要重视和警惕价值理性消减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正如技术史学家戴维·诺贝尔（David F Nobel）所说，如果没有道德，那么对“拯救性的技术的追求会变成对我们生存的威胁”。电力工业也需要重建价值理性和道德框架，在技术、经济、社会、环境因素之间进行权衡，以达成恰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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